作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生物醫藥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地位和國際戰略性新興產業地位日益凸顯。權威人士日前對中國證券報記者透露，新的規劃即將出台，完整的生物醫藥產業“十二五”規劃將呈現“三合一”局面，即：工信部制定的《生物醫藥產業十二五規劃》、商務部頒布的《醫藥流通業十二五規劃》和國家發改委提出的戰略新興產業“三步走”規劃。所有規劃的核心，是將生物醫藥由傳統產業升級到戰略新興產業，促進產業崛起。 不過，盡管政策體系不斷完善，但目前生物醫藥行業面臨的各類問題也十分突出。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多方面人士均被告知，當前國內生物醫藥產業無論是在化學藥、中藥，還是在生物技術藥、醫療器械領域，均缺乏首次創新、標準認證、投融資、成果轉化的競爭優勢，受到“內憂外患”雙重夾擊。 □本報記者 劉國鋒 藥物創新 陷入困境 藥物研發投入偏低、新藥畸少，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切身之痛。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中藥民族藥標準研究與檢測中心主任林瑞超介紹，過去60多年來，中國創制的獲得全世界承認的新藥只有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兩種。“十一五”期間，醫藥企業研發投入占總收入比不到3%，重點藥企研發投入占總收入比約為5%。雖然“十二五”期間，中央財政動員的“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資金約為400億元，但這樣的投入水平仍遠遠不夠。 工信部規劃司處長姚珺最近提供的數據顯示，2010年，10大研發國際領先藥企共計投入研發資金602.4億美元，計人民幣3845.30億元。10家企業1年的投入是我國未來5年重大新藥創制資金的近10倍。其中，日本武田制藥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最高，達29.5%，計46.4億美元；美國默克制藥研發投入占比最低，為12.3%，達55.8億美元。 新藥研發具有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的特點，發達國家制藥領域盛傳10年10億美金才可能產出一個有市場的新藥。雖然IMS高級咨詢總監楊光認為10億美元有誇大的成分，但對於醫藥研發來說，高投入、低產出是不爭的事實。原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主任王宏廣介紹，美國個別企業投入19億美元，才能研發出一個新藥。 高投入也未必贏來高回報。美國輝瑞公司中國區總經理胡曉濱介紹，在過去10年間，輝瑞的研發投入達700億美元，創新的年銷售額超過10億美元的藥物卻不到3個。 中國藥企明顯難以承受這樣的研發消耗。2010年，位居國內醫藥企業主營收入第一位的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入額為692.34億元，不抵美國強生制藥年營業額的1/5。而後者2010年的研發投入高達66.6億美元，約占總收入的11.3%。兩者投入能力相差懸殊。 研發動力不足也就在所難免。目前，國內共有6000多家藥企，4900多家GMP生產車間，但創新能力弱，生產格局亂，始終沒有新藥進入國際市場。多數具有研發能力的藥企更願意瞄準國外專利到期的仿制藥。相應地，高端研發能力不足，就只能在低端市場爭個你死我活。2011年7月份以來，我國原料藥出口開始呈現數量高位震蕩、價格低位徘徊的格局，企業受損慘重。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表示，作為世界最大的原料藥生產國，中國在VC、激素原料藥領域的產量最大，各類維生素也占主導地位，卻始終沒有定價權，充分說明內部競爭的混亂。 目前，由於跨國藥企制劑產能進一步向中國轉移，國內西藥制劑出口也呈現大幅增長。一家國有藥企研發總監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這不值得慶幸，從原料藥配角到制劑配角，研發能力的不足將在未來給產業造成嚴重的損失。 據介紹，隨著老齡化社會來臨及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各類慢性病、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將帶來長期、高額且穩定增長的醫療需求。中國每年有36億人次門診，8000萬人次住院，潛在市場規模達4萬億元以上。但國內藥企在中高端藥物市場缺乏與跨國藥企的競爭優勢。 中國高血壓聯盟副主席、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教授王文提供的數據顯示，至2011年，美國高血壓患者數量為7640萬人，中國患者數量卻高達2億人；美國糖尿病患者數量為1830萬人，中國逼近1億人。2006年開始，中國心腦血管病死亡率呈快速增長趨勢。即使採取有效幹預措施，直至2020年，中國心腦血管病死亡率才會出現拐點並逐步下降。然而，目前中國心血管疾病年治療費用不到200億美元，而美國2010年的治療費用數額已高達5032億美元。中國醫藥市場蘊藏的空間讓跨國藥企充滿想象。 從心腦血管疾病的治療情況來看，生物技術藥物是首選。但由於研發能力較弱，中國藥企始終難有突破，現有國產藥物也均以仿制藥為主。而跨國藥企卻可以依靠專利保護獲利豐厚，相比國內藥企，其研發熱情也更加高昂。 醫療器械業處境亦然。以CT設備為例，2010年GE、西門子、飛利浦、東軟和東芝五家企業占據國內市場份額高達92%。國產醫療器械企業則只能拓展中低端市場。而且，目前GE也開始向中國基層醫療器械市場延伸。 除此外，十幾家跨國藥企的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同時在中國崛起。丹麥諾和諾德公司聲稱，計劃佔領中國糖尿病藥物市場35%的市場份額，並在未來5年投資1億美元擴建北京研發中心，使研發人員增加到200人。IMS首席顧問孟錦立認為，如果醫保政策將來對高血壓、糖尿病的報銷放得更寬，預計市場增幅會超出想象。 縱觀國內藥企的研發困境，由於醫藥研發不能在短期拉動GDP增長，部分地區重產業擴張而不重研發，創新型企業缺乏投融資支持。當前醫藥行業面臨的市場和政策環境也構成沉重壓制。于明德指出，“唯低價是取”的基本藥物招標模式已經使國內醫藥企業缺乏前進動力；而下一步《抗菌藥物臨床管理辦法》的出台，也將對醫藥行業發展造成巨大打擊。 “13億人吃藥，卻吃不出一個千億元的企業”，王宏廣不無遺憾地表示。 標準缺失 話語權弱 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中國制藥企業在定制國際標準、取得歐美認證以及專利保護方面，話語權太弱。 2011年，圍繞青蒿素的發現歸屬權，國內醫藥界一度掀起波瀾。作為中國藥物創新的驕傲，青蒿素並沒有為中國帶來多大收益。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10月21日發佈的數據顯示，1-8月，含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藥品出口額僅為464.61萬美元。 即便這個數字，多半也源於跨國藥企的制劑產能轉移。石藥集團一高層人士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在發現青蒿素的治療作用後，我國並未深入分析並申請專利，目前青蒿素的專利權持有人是瑞士諾華制藥公司。而重慶、成都一些地區正廣種青蒿素，為外資藥企提供原料。青蒿素沒有推動中國醫藥經濟發展。 類似現象在中國醫藥產業中存在很多。原料藥出口領域，中國獲得美國FDA的認證遠不如印度多；獲歐、美、日西藥制劑認證的企業僅30余家；中藥制劑方面，部分產品的專利和商標被日本和韓國搶先註冊；中藥產品在歐盟市場上因標準不清被拒之門外。 並非歐盟國家可以遠離中藥產品。林瑞超介紹，歐盟天然藥物市場是世界最大的天然藥物市場之一，銷售市場年均增速達10%。其中，德國人均年草藥消費額為14.4英鎊，法國人均消費額為1.56英鎊，英國整個市場每年可達2.25億英鎊。英國藥企還設立專門的天然藥物部門，開始複方制劑的研發。 而國內藥企對中藥制劑標準研究及專利認證不僅淡漠，且落後于日本和韓國。目前，日本有40%的醫師開漢方藥和天然藥物；韓國自20世紀70年代起建立中藥廠80個，市場規模在10億美元以上。兩國均為中藥產業制定了規章或GMP生產標準。僅日本政府批准使用的納入“國民健康保險制度”的中藥就有140種，小柴胡湯、六味地黃丸等使用頻率較高。 無奈之下，銀杏葉制劑再步青蒿素舊路。作為心腦血管疾病優勢藥物，德國在明確療效後，領先中國將其成分鑒定清楚，並制定有關所含黃酮醇的質量標準，申請專利。目前，德國在山東、江蘇地區收購3-15年樹齡銀杏樹的葉子，打包後運到愛爾蘭的工廠，在17-18攝氏度的條件下進行提取和分離。德國所產銀杏葉制劑年銷量達7.5億美元，其中部分又傳回中國，以高價出售。 業內專家稱，受制于行業傳統，國內中藥業缺乏對產品安全性、有效性、質量可控性進行評價的標準體系，在申請認證和專利方面缺乏保護意識。一位醫藥協會領導感慨，在國際舞台上，標準制定就像沒有硝煙的戰爭，不走出去是看不到國際制藥巨頭間唇槍舌劍的激烈場面的。從中藥、西藥到包裝、器械，不一而足，國內藥企始終缺少國際話語權。 行業融資 機制脫節 一個創新藥物從研發到最終被批准上市，整個過程通常需要約15年時間，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特徵明顯。而國內藥企，不僅在財力和物力投入上均不及發達國家水平，由於資源配置不合理，其在醫藥研發效率方面也相對低下。據統計，1990-2011年期間，國內醫藥行業累計投入研發資金360億元人民幣，獲得一類新藥14個，平均研發成本高達26億元人民幣，該投入水平是全球平均新藥研發成本的8-9倍。 這導致醫藥創新面臨融資難題。創新型企業既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也無法在產品成功上市之前通過IPO募集大量資金。即使對風險投資而言，也因專業壁壘高而導致專業VC數量少、金額小。 上海衡康投資管理合伙企業執行合伙人戴曉暢表示，醫藥行業的特殊屬性決定了投資醫藥需要專業醫藥投資管理機構。但國內醫藥行業發展迅速，熟悉投資的醫藥專家數量較少，專業人才稀缺。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醫藥行業融資結構差異明顯。2005年以來，我國生物技術企業首發融資占48%，再融資占27%，債券融資占25%；而北美及歐洲發達國家中，生物技術企業首發融資占4%，再融資占2%，風險投資占2%，其他融資占43%。 在此背景下，《生物醫藥產業十二五規劃》從四個方面加大對生物醫藥創新的財政金融支持力度，包括：成立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資金，研發投資加計扣除稅收政策，鼓勵設立相關風險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等。 但是生物醫藥研發在早、中、晚期的投資吸引力並不一樣，常出現早期研發投資者少，後期研發受衆多創投基金紛搶的局面。 啓迪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合伙人方宇認為，許多醫藥或醫療器械企業在成立之初早期財務數據是零，要求早期投資者需要深懂技術。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有必要大力支持早期的研髮型企業。 可喜的是，在對醫藥產業扶持較為成熟的北京、天津等地，政府開始加大對醫藥企業的創新融資支持力度。 據天津泰達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李華介紹，天津市政府鼓勵創投基金投資早期醫藥研發企業，且會給予一定補償及稅收優惠。中關村發展集團重大項目部經理王春平介紹，中關村發展集團將對小微型企業推出濃縮的投資流程。她表示，即使僅幾百萬元的投資額，可能也對創新初期的企業非常有意義。 但是，對生物醫藥行業投融資格局的改變難以一蹴而就。泰州醫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副主任高榮輝介紹，國內現有醫藥產業為主的產業園或工業園達50多家，但部分園區對拉動GDP發展和就業增長較為看重，短期能帶來產值的大型企業更受歡迎，而創新型企業有時遭遇門檻。 業內人士表示，對GDP指標的重視，是制約我國生物醫藥產業創新和投融資改善的一大原因。必須以長遠眼光來看待生物醫藥的研發。高榮輝認為，作為生物醫藥產業的重要載體，產業園有必要把創新企業與投資者聯繫起來，促進行業研發過程中投融資結構的改善。 除此外，創投基金還要從管理團隊角度對醫藥創新企業的價值進行判斷。北極光創投投資合伙人楊瑞榮認為，醫藥行業企業家的做大，不僅需要專業技術能力，利用各方資源和資金的能力也很重要，在投資早期，創投基金對管理人員的判斷很重要。 成果轉化 “死亡峽穀” 生物醫藥創新的最後環節是從科研到醫學的轉化。北京大學工學院生物醫學工程系教授胡暉介紹，大多數生物醫藥創新在最後沒有轉化或轉化不成功。通常橫亙在創新和轉化之間的是一條“死亡峽穀”。 胡暉認為，生物醫藥創新成果的轉化研究較為複雜，周期長，風險高，政府、基金會、公益風險投資、VC/天使投資應該幫助創新轉化，使之穿越“死亡峽穀”。 據介紹，在生物醫藥創新的成果轉化方面，中國存在的優勢是病源充足、市場大且規模效益明顯，挑戰則是轉化者是否願意做長線項目，以及臨床試驗的規範及水準問題。 還有業內人士認為，國內臨床研究審批慢、新藥研發轉移難、生產環節轉移慢等原因，也導致醫藥研發成果出現轉移難、轉化慢等現象。目前中國醫藥管理體系中，從研究、審批、生產、價格到流通、使用、安全、儲備、醫保等，共有超過8個環節進行監管，效率難以提高。 對醫藥創新者利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則有望成為推動醫藥研發和成果轉換的契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桑國衛近日在中美醫藥產業峰會上表示，藥品創新投資大、風險大、難度高、周期長，如果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是談不上新藥創新的。 只有在知識產權明確後，才能使醫藥研發和成果轉化滾動向前。楊光認為，國內很多醫藥研發成果被束之高閣，想拿出來談，卻又不知怎樣談，這與中國傳統的醫藥研發體制有很大的關係。 據諾華制藥亞洲商務拓展與許可執行總監廖想介紹，國際上通行的合作方式是技術許可、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而在國內常見的合作方式是買斷。 2010年7月，賽諾菲·安萬特以4億元人民幣的價格購買上海生命科學院研發的抗癌藥物的獨家許可，成為國內醫藥成果流通的經典案例。 衛生部有關人士就此表示，醫藥研發成果應該在獲得知識產權後方便地進行技術轉讓，並能由投資公司進行推廣，使研發成果走向市場流通。只有“滾動”向前，由資本不斷接力，讓研究成果在研究機構和企業之間流通起來，才能打破生物醫藥創新長周期、高投入、高風險帶來的困局。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採訪中也多次發現，當前國內民間醫藥專利成果缺乏轉化渠道。北京一位內科醫生把自己對腸鏡器械的設計申請了多個專利，在拒絕了外資企業的收購後，卻在國內市場面臨無從出售自己專利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北京一家專利商標代理律師事務所的一位高級合伙人稱，未來醫藥成果的市場流通中存在巨大商機，其設立的為民間研究成果和跨國公司對接的平台，將從2012年初開始運作。 [中國證券報 記者 劉國鋒]2011/10/25 業內人士表示，國內生物醫藥的創新、發展、標準化及成果轉化，均急需醫藥行業體制機制的轉變。目前，外資企業已占據先機，利用成熟的經驗和完善的體系，在中國市場並購創新型企業，大肆收購研究成果，同時根據中國人群的特徵就地展開臨床試驗，未來的市場佔有率將進一步提升。危機叢起，給國內生物醫藥產業敲響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