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鼎案後，該公司五位高層在內線案一審均獲判無罪，生技產業界同感振奮，認為雨過天青，陰霾即將掃除。其中，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前官員陳紹琛博士對此直指「浩鼎案不是法律（問題），是文化問題！」

陳紹琛在美國FDA任職逾30年，曾主管藥品審查，對新藥開發與美國官方審核流程精熟，是華人在美FDA職位最高者，以下是陳紹琛之意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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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鼎案不是法律，是文化問題！浩鼎內線交易案經三年來審理，終獲判無罪了；即使還有檢方上不上訴的變數，但，目睹三年來此一眾所矚目案件帶給生技業的衝擊，實不能不有太多的感慨，誠懇希望這起不幸事件能就此落幕，讓生技業重返正常軌道發展。

本來，大型療效試驗解盲後，發現新藥用藥組和對照組無顯著區別，這是司空見慣現象；國內幾個著名臨床試驗未達標的例子來看，不論是之前基亞或浩鼎，公司都是立刻面對現實，接受結果，並宣布朝向下階段目標邁進；這些反應都算是業界成熟的表現，但，顯然社會並未隨著解盲前熱絡的股價，加深對生技的了解；最後竟因解盲失利，演成公司被搜索、經營團隊被起訴、負責人被限制出境，整個產業從此沈寂，甚至市值縮水為三分之一不到的窘境。

社會對新藥臨床開發缺乏瞭解，對風險認識不足、期待太高，解盲前，有心人炒作，試驗一旦失敗，自然得尋找替罪羔羊。歷經此一不幸事件，大家若未能痛定思痛，深入探討浩鼎案背後成因及文化因素，年年都有生技公司要解盲，且一般解盲失敗率常高於成功率，未來這類事件可能仍層出不窮。

我認為，台灣要發展生技成為兆元產業，從浩鼎案切入，看台灣社會層面應改革的地方確實不少；最迫切的是，提升媒體和大眾對臨床試驗的認知，揚棄聳動不實的報導。臨床試驗不管誰做，都要花社會成本，更需要媒體和消費者團體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也要在堅實的專業知識下，以平常心看待未達標的臨床試驗，不是所有令人失望的結果，都是因為有人作弊；這一點，司法人員更要有充分的認知。

指責媒體為社會亂源的聲浪，各國都有，台灣媒體對藥政法規、制度與限制，少見深入探討，多從時事著手，加油添醋；在國外，除了政府、媒體之外，真正能督促和制衡產業的，還有消費團體力量；他們可監督藥政單位與業界互動，保護病人利益；一些利益迴避法規，也是靠這些病友團體努力而來。台灣媒體和消費團體對科技的參與一向不夠，專業知識仍待提升，期待未來在科技議題上能有更深的著墨及參與，扮演好公正監督及鼓勵的角色。

再者，生技製藥產業迥異於傳統產業，遊戲規則自是不同；創業者不但要有勇於承擔風險的膽識，更需要組成一支完整的專業技術研發團隊，此外，還要找到財源，以巨大資金挹注；而與時俱進的藥政管理、與國際接軌的法規、制度，更是缺一不可；只有在這樣環境下，產、官、學合作無間，方能打造生技成為台灣經濟火車頭產業。

整體來說，臺灣的生技醫藥產業還在繳學費階段，但一些優異廠商的｢畢業｣，應是指日可待。猶記得浩鼎剛出事時，台灣媒體有一篇評論說，歷任中研院的院長每個都窮，翁院長除外；意思是窮才清高，不窮的一定有問題。

後來生技專家楊育民在行政院生技產業諮議委員會議（BTC）演講，還特別引｢論語｣批評這種落伍觀念；邦有道，還窮？根本就是笨蛋！我稱讚他講得好極了。

翁院長在浩鼎案的遭遇和這篇文章，讓我想起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一書裡批評明朝：｢其時以禮儀代替行政，以無可認真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 …。」最怕的就是，到了高科技的21世紀，台灣仍然不重視數據、文字和證據的精準，總以道德當作法條，才會把浩鼎案這再平常不過的事無限上綱，消耗並浪費可觀的社會成本。

據我所見，浩鼎案豈止是法律問題，根本是文化問題，難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