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恭/台北市立關渡醫院 院長

今年一月台灣新生兒僅九六○一人，史上首度單月新生兒跌破萬人大關，去年整年結婚人數也僅有十二萬對，從此趨勢判斷，台灣在疫情爆發的今年，恐將再創出生率新低。相對歐美各國，去年受疫情影響較少的台灣，今年一月新生兒數量竟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百分之廿三，下降程度更甚歐美，顯見人民的生活與經濟受到重大衝擊，屢創新高的股市與領先國際的GDP，都無法反應年輕世代的經濟壓力。

走過疫情肆虐的二○二○，各國預期今年可迎來新冠嬰兒潮，而近幾個月各國人口統計卻跌破眾人眼鏡，歐美各大媒體也大篇幅討論。向為歐洲生育率居冠的法國，今年一月新生兒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三，是二戰後新低。而美國在經歷疫情的一年間，去年出生率也創一九七九年以來新低。同樣的現象，在開放二胎政策的中國大陸也是如此，去年新生兒較前年減少百分之十五，也是北京提前啟動三胎政策的近因。

歐美各大媒體紛紛以「嬰兒荒（Baby Bust）」對比「嬰兒潮（Baby Boom）」稱呼二○二○年現象，原本Boom與Bust是用來形容經濟景氣循環的繁榮與衰退，此時意外出現的嬰兒荒引起各方討論，結果發現嬰兒荒也非全然與疫情有關。在全球出生率大幅下降時刻，唯一的好消息是由於封城與在家工作，孕婦減少在外奔波，也較能在家養胎，早產風險大幅下降。

環顧全球，疫情期間生育率逆勢上漲的是德國，對比歐美各大媒體分析及北京的三胎政策，或可對我人口政策有些啟發。美國出生率下降與德國出生率上升的關鍵原因是移民政策，在川普政府強力主導下，移民美國數量顯著降低，而德國在疫情前收容百萬以上政治難民，兩者在「嬰兒荒」時代出現巨大落差。移民或是難民到了一個可安身立命的地方重建家庭，也希望小孩能擺脫原有困境，也為取得移入國家國籍，往往生育率較高，造成移民數量影響國家整體人口結構的現象。

北京的三胎政策宣布後，網路上駡聲連連。八、九○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常稱自己是四二一家庭，上有父母二人與祖父母、外公外婆四人，共須照顧六人，結婚後夫妻共照顧長輩十二人，再加小孩一人，生活與經濟壓力極為沉重。而高度競爭的社會中，子女教育經費驚人，政府若未能對年輕世代提供經濟安心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生第二胎，遑論第三胎。在開放二胎六年間，整體出生率持續下滑，讓北京面對人口紅利快速流失情況下，連忙啟動三胎政策。

台灣早已鼓勵生育三胎，但出生率卻一直比實施一胎化時的中國大陸還低，顯見年輕世代不會為了救國而生育，政府部門調控人口結構須有完整策略，關鍵在於整體社會安定及年輕世代的生活壓力。台灣人的生育與結婚，是緊密連結，所以非婚生子女比例極低，這是社會與文化特質，而現代男女也不少人更愛自己，不願遷就為婚而婚。

日漸低落的結婚意願，低薪工作生活壓力、高度競爭的文憑社會，加上成家置產的高難度，年輕世代結婚與生育意願難以提升，改變未來該思考的是低薪現象與財富分配、年輕世代未來，及有效的移民政策，否則出生率只會持續探底。

來源：聯合報 陳亮恭／說好的新冠嬰兒潮變嬰兒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