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週刊（臺灣） 2015-05-29  商周話題  記者張瀞文  報導】

多年來，醫療糾紛該怎麼處理？始終是醫、病雙方爭論不休的議題，最近因為衛福部強力遊說要通過《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簡稱《醫糾法》），讓醫療糾紛議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台灣一年的醫療糾紛到底有多少？根據醫改會二○一二年統計，十一年來，醫改會累計接獲近四千件醫療糾紛申訴，平均每年約四百多件的醫糾訴訟，醫改會認為這些浮上檯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醫改會參考陽明大學公衛所副教授楊秀儀的研究，加上醫改會依據健保醫療服務量推估，台灣每年約有五千件醫療糾紛還沒浮出檯面，一年至少有一萬八千名醫療過失受害者求助無門、或者不知如何爭取權益。

民眾在就醫時處於資訊不對等的弱勢，醫師也害怕被告，為了創造醫病雙贏的局面，《醫糾法》應運而生。

《醫糾法》立法動機，除了替醫師減少醫療訴訟之苦，降低病患或親屬提起訴訟，最重要的是「降低醫療的系統性風險」，所以整套法案主要是處理醫病之間「調解」、「補償」以及「除錯」三大問題。

此外，該法背後還綁著另一條很重要的修法，那就是醫界高度期待，《醫療法》八十二條之一「醫療行為刑責合理化」，也就是俗稱「醫療行為除罪化」的修法。

醫糾處理各國比一比

比法律，台灣不算苛刻醫師擔刑責，德、法皆如此

「醫療行為到底能不能除罪化？」在醫、病、法界爭論已久， 醫界期待透過《醫糾法》立法，附帶通過「醫療行為合理化」的修法。法界則希望，透過《醫糾法》立法，把醫療糾紛的調解、補償、除錯制度建立起來，減輕醫生在刑事上的責任，來換取醫生願意說出事件真相，當作未來改善所用。

「但整個法案到立院後，已逐漸變形，調解、補償、除錯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支持醫療責任合理化的理由就不見了，這樣的法案不能貿然在這時候通過，」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吳全峰說。

換句話說，《醫糾法》本會期如果在立院卡住，同樣的醫界最期待，醫療法八十二條之一「醫療行為合理化」修法也將連帶停擺。

衛福部與醫界多次提出修法，對醫療行為限縮刑事責任。二○一二年七月，法務部舉辦「醫療行為刑責之探討」公聽會上，衛福部強力主張，不應以刑事論處醫師在醫療現場當下的判斷。但當天會場上法務部及法界人士則強調，不應輕易破壞既有的《刑法》架構，若對特定行業，以特別法來減輕過失責任，公平性恐有疑義，傾向另外建立處理醫療糾紛的救濟機制。

當時出席的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姚念慈在公聽會上表示，現行制度其實對醫師有利，民眾打民事官司向醫師求償，須自負舉證責任，在醫療資訊尚欠透明的情形下，病患非常弱勢，因此部分民眾才會選擇「以刑事官司逼民事求償。」她說，醫界把「五大皆空」的人力問題歸咎於醫療訴訟，不太適當。

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近十年來醫師業務過失致死案件，起訴率沒逐年升高，去年甚至降到二．五％。

然而輿論卻經常出現「台灣醫生犯罪率世界第一」、「台灣醫生因為醫糾賠償很多錢」、「全世界只有台灣用《刑法》對待醫生」、「很多醫生因為醫糾而坐牢」類似說法，許多民眾也信以為真。

但檢視相關統計與規定，無法證明上述說法為真。根據法務部所屬地檢署受理醫療糾紛案件統計，從二○○二年至二○一二年六月底偵結情形，十年半間，醫師過失傷害加上過失致死案件共二千五百六十二件，當中遭起訴共二百一十三件，起訴率為八．三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邱文聰認為，這樣的起訴比率與美國、法國約五％到七％相比，並未明顯偏高。

此外，台大醫學博士、哈佛法學碩士吳俊穎的研究也發現，台灣醫糾告上法院，最後被檢察官起訴或法官判刑的機率都不高，即使判刑，也是緩刑、或易科罰金，幾乎沒有醫師因醫療糾紛坐牢。

台大法律系教授沈冠伶在其前年公布的「醫療糾紛處理與專家協力」報告中提到，二○○四年台灣醫療訴訟事件約在全部民事訴訟事件占○．○四％，日本為○．六七％，根據德國責任保險業者估計，一年保守估計有接近四萬件醫療糾紛案件，其中約有八％提起訴訟。

民眾多以為五大科的醫糾事件最多，但有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近年醫美引起的醫糾案件快速增加。

根據台北市衛生局公布資料，去年上半年接獲醫美爭議多達九十六件，比去年同期一口氣暴增近七七％，成長幅度遠遠超過五大科。

另外，根據法務部統計，包括德、法、韓、日等國，對於醫師因醫療過失導致病人死傷，都與台灣一樣，適用《刑法》，義大利每年甚至有超過一萬名醫師被刑法起訴。

醫改會董事長劉梅君表示，政府不能只想在《醫療法》八十二條去刑化上為醫師脫困，醫師怕被告，民眾又何嘗喜歡上法院？就是因為沒有一套有效處理醫糾的管道與機制，民眾才會選擇標準最嚴格、勝訴率極低且曠日廢時的刑事訴訟。

比配套，他國成效更好調解一條龍，德國訴訟變少

對此，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林鈺雄認為，德國的制度台灣可以參考。他曾在醫改會發文表示，德國跟台灣一樣，醫師有醫療疏失仍須負民、刑事責任，但德國醫師卻很少跑法院，這主要是德國在各邦設置醫療鑑定調解會（詳見左頁表），做為訴訟外探究事實真相、並且快速解決紛爭的替代途徑。

現今，這個以醫病雙方「自願參與」為前提的非訴訟途徑，每年處理上萬件醫療糾紛，德國因為鑑調會運作順利，大量減少醫療訴訟。

德國的醫糾處理以「調查」取勝；美國以及近年吸引大批留台醫生回流的馬來西亞，都是以私人商業保險處理醫療糾紛問題；法國、瑞典等社會福利國家則是走補償制度，所謂的補償制度就是類似保險機制風險分擔的概念，「但是不管是哪一種處理醫療糾紛的方式，先進國家從沒有限制人民不得對醫療事故提起訴訟的立法，」吳全峰說。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表示，訴訟權是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中研院法律所邱文聰副研究員專研法國的補償機制，他說，在法國，只要發生醫療事故，在確定有因果關係或是無法排除因果關係的情況下，補償基金就會先補償給病患或家屬，之後會進一步進行認定，是不是有牽涉到個別醫師的過錯，如果醫師有過失，補償基金就會去跟醫師投保的責任保險請款，由醫生的保險公司支付這一筆錢。

專研瑞典補償制度的彰基婦產科主治醫師葉光芃說，瑞典一九七五年設立的「無過失補償制度」，這個制度主要設有醫療事故補償基金，一旦有病人發生醫療傷害時，在「不責難」前提下，此基金就會給予補償金。目前一年大約有一萬二千件申請案，大約五成可獲得救濟，瑞典的醫療訴訟「幾乎消失了」，且醫病關係融洽，不僅八成醫生願意協助病人申請補償，醫生也願意將醫療疏失的真相提出，做為下次改進的參考，如今瑞典成為全世界醫療品質最好的國家。

以《醫糾法》的爭議焦點「補償機制」來說，有一群年輕醫生組成的醫療勞動小組，他們是擔心補償門檻太高，民眾拿不到補償而去興訟。而中生代醫生所組成的醫勞盟說，這個補償機制，會讓民眾會有吵就有糖吃，這個制度會變成錢坑。同樣是醫界，對醫糾法的問題點，看法並不一致。

對於上述擔心，觀察衛福部「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後續效應，似可推論補償計畫可降低訴訟。

比成效，我們輸一大截北歐拚防錯，台灣吵誰出錢

衛福部在衛生署時代開始，從二○一二年到現在推行該計畫，國內超過三百家有婦產科的醫療院所紛紛主動申請加入。

實施三年來，目前統計出，試辦前因生育事故告上法院一年大約有三十件，但試辦後一年降到八．五件，婦產科被告上法院的次數大幅減少。後來，甚至出現「這種病人補償計畫應該不限於婦產科，應該繼續擴大到其他經常有醫病糾紛的科別，如外科、麻醉科」的呼籲。

在醫界的要求下，衛福部又從去年年底開辦「手術及麻醉事故救濟試辦計畫」，短短幾個月內，又有近百家醫療院所主動申請加入。生育事故救濟補償計畫開辦至今，很少聽到醫界反對此計畫，《醫糾法》補償計畫說要醫界、政府三：七出資，醫界就大反彈，箇中原因讓法界人士相當不解。

台灣的《醫糾法》，目前還陷在「誰出錢？」「出事誰負責？」相互責難的邏輯當中，葉光芃表示，那是台灣還不理解，實施無過失補償制度約四十年的瑞典和丹麥的好處；他說，北歐制度是醫療傷害如果可避免，補償就成立，他們要的是下次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反觀台灣則因「調解」與「補償」制度不完善，醫師和醫院的本能是能隱則隱，導致醫療傷害原因難明，難以透過「除錯」累積改進經驗，台灣要走到德國與北歐的醫病雙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延伸閱讀】
德國有調解制度，讓醫師、病人都減少上法院—德國醫療調解會處理流程

● 提出聲請˙書面、不拘格式˙病人或醫師都可提出

● 程序要件審查˙有無程序障礙事項
所有關係人同意參與程序

● 事實案情解明˙免除秘密義務（病歷可公開）
提出病歷資料等文書

● 進行鑑定˙選擇醫學專家
分配鑑定事項˙鑑定意見之分析、評價

● 調解會做成審查意見˙鑑定人之判斷（鑑定委員會）
與責任保險人共同商議可行建議˙若協調破局，則可能進行訴訟

台灣民眾求助，得靠自己一一敲門

管道1：向醫院申訴缺點是，只有社工師、行政人員出面，醫療專業度不夠高，無法回答病方醫療爭議問題

管道2：找民意代表協調缺點是，民代無醫療專業，醫療爭議問題無法解決

管道3：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缺點是，容易淪「搓圓仔湯」，醫療爭議問題難釐清

管道4：衛生局調解是較好管道，缺點是沒有法制化，各地衛生局資源不同，差異性大

資料來源:醫改會